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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法院系统第三十一届学术讨论会二等奖之二
作者:黄叶  发布时间:2021-11-10 18:09:35 打印 字号: | |

区际送达制度之困境与突破

——“分级送达体系+二维审查模式”重构区际送达规则

 

内容提要:区际送达难、周期长、效率低长期掣肘着涉港澳台民商事审判质效的提升。在深化粤港澳大湾区法律合作,促进两岸融合发展的顶层设计下,突破法域阻隔、提升区际司法文书流通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定量研究为基础,对96宗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的送达程序进行了经验分析,并将区际民事送达置于个案研究的司法场域,深入描述了区际送达在民商事判中的多重困境:送达方式规避滥用、送达抗辩频发、审查程序杂糅,司法协助委托送达内嵌于科层制的组织结构下,转送周期长、效率低。文章引入诉讼构造与组织制度的理论分析框架,提出建构以受送达人居住状态为标准的分级送达体系,实行“邮寄司法协助公告”送达的否定性效力评价模式。对送达要件事实进行分流,提炼出“事实整体主义”与“证明责任法”的裁判进路,通过祛制度化的管理,将司法协助委托送达从科层结构中剥离,以提高区际送达效率与诉讼预期。

 

关键词:分级送达 送达抗辩 审查程序 祛制度化

 

主要创新点:

第一、研究方法的独特性。现有的域外送达研究,并未突破围绕送达方式的精细化作规范性描述,且停滞于司法协助体制与性质的分析框架。本文将区际送达程序改革的问题,置于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视域下,采用个案、理论、统计分析“三角结合”的研究范式,揭示了区际送达制度的多重困境及改革路径。

第二、内容观点的新颖性。针对区际送达程序的诸多问题,本文引入诉讼模式、组织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分析框架,提出通过厘定各类送达方式的效力位阶,建构以受送达人居住状态为标准的分级送达体系,在送达要件事实分流的基础上,提炼出“实质主义”与“形式主义”抗辩审查路径,并尝试将送达日常运作程序从正式结构中剥离。

 

  

域外送达历来被认为是“一个连接当事人各方相当冗长的、昂贵的、而且纠缠不清的存在致命缺陷的程序。”1)随着大量跨法域民商事纠纷的增长,对区际民商事审判程序的供给提出更高的要求,其中诉讼信息的高效传递显得尤为迫切。司法实践中,区际民商事司法文书的送达难、周期长、效率低一直制约着涉港澳台民商事审判质效的提升。关于区际民事送达程序的改革研究,还未脱离以主权论与效率论对域外送达方式进行规范性评述,置于司法协助模式论视域下对区际司法文书送达的研究2),也并未触及区际送达在民事审判中的痛点。

一、扫视:区际送达在民事审判中的多重困境

为从宏观层面整体揭示区际送达程序与涉港澳台民商事司法审判的种种勾连,以裁判经验事实为切口,窥视区际送制度运行的实然状态,笔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无讼案例网检索了152宗相关案例,对上述案例逐一筛选后,着重分析96宗涉港澳台案件的送达程序。3)获取的具体结论如下:

(一)规避滥用的送达方式

 为考察各类送达方式的适用情况,笔者对样本案件的送达途径进行了分类统计(见图一)。呈现如下具体面向:

 1.公告送达与邮寄送达为主的送达格局。样本数据显示,在涉港澳民商事案件中,43%的案件适用公告送达程序,30%的案件通过邮寄送达,少量案件适用直接送达、留置送达以及司法协助委托送达等方式。从程序保障的角度来看,公告送达作为一种拟制通知,是法院保障当事人参与诉讼所作出的妥协,其适用条件应当极其严苛。而司法实践中,公告送达却成为了区际送达的主要途径,大量的公告送达不仅会导致当事人频繁启动二审与再审程序,甚至将影响判决的承认与执行。

图一:区际司法文书送达方式的适用情况

 

2.被规避与选择的司法协助送达。在域外送达领域,若存在共同的条约或司法协助安排,且有中央机关合作送达的情况下,这种送达方式的合法性与可被接受性便有充分的保障。4)作为主要的官方途径,司法协助送达在司法实践中处于避而不用的尴尬状态。统计样本中,只有4%的涉港澳台案件采取了司法协助送达途径,即便是19宗经公告送达程序的案件,也只有2宗案件“穷尽”司法协助送达。在不同法域以及纠纷类型上,司法协助送达途径还呈现明显的选择性偏向,在笔者收集的71宗通过司法协助委托送达的案件中,有56宗案件属于涉台民商事纠纷,其中52宗属于离婚案件。

(二)频繁消费的送达抗辩

合理化的送达制度增强了缺席裁判案件的程序合法性,是民事裁判正当性评价的标准之一。5)送达抗辩聚焦于缺席审理的被告能否在充分的时间内且以使能够准备抗辩的方式收到相关的诉讼文书。司法实践中,当事人往往以送达程序违法等问题提起上诉或申请再审,在笔者检索的38宗涉港澳台的二审与再审案件中,当事人以未收到一审诉讼材料、公告送达程序违法、未通过司法协助途径送达、代收人未经授权、邮寄地址错误等事由提出的“送达抗辩”屡见不鲜(见表一)。在各类抗辩事由中,64%的案件主要针对公告送达程序的适用问题主张程序违法,其中8宗案件经二审与再审认定程序违法,4宗案件因送达程序严重违法发回重审。

表一:二审与再审送达抗辩事由一览表

送达抗辩事由

案件数

比例

一审程序违法,未收到一审法院送达的诉讼材料

14

37%

一审法院未采用各种送达方式而适用公告送达,程序违法

6

16%

公告期错误、公告内容不完整、未在香港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刊登

4

11%

未参照涉外送达程序、内港送达安排送达

5

13%

应诉材料由未经授权的人代收,不能认定已履行送达程序

5

13%

未在内地设立分支机构、送达地址错误、签收人不符合法律规定

2

5%

其他

2

5%

(三)逻辑杂糅的程序审查

在司法协助语境下,送达的“程序审查”是判决承认与执行的先决条件。可见,域外送达程序正当性审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民事裁判的基本逻辑来说,无论是一审法院或是二审法院,无论是针对诉讼请求还是上诉请求,抑或针对实体主张还是程序性主张,作出裁判都必须援引具体的法律规范。在事实、法律与结论之间形成“事实(小前提)法律(大前提)判决(结论)”环环相扣的逻辑链条。6)笔者对二审与再审的涉港澳台案件进行深入分析,发现区际送达程序的审查存在如下问题:    

1.送达要件事实的证明权责不清。送达作为程序性事项究竟属于当事人证明抑或法院查明的事实,在相关法律规定中并未明确。根据被上诉人与被申请人针对送达程序违法的抗辩态度(见图二),6%的当事人主张送达程序由二审或再审法院认定,55%当事人以案件事实作为抗辩理由(只有少数提交了证据),39%的当事人未予回应。司法实践中,送达要件事实的证明模式常常游离于辩论主义与职权主义之间。

图二:当事人对送达抗辩的回应

 

 

2.论证链条的断裂与异化。样本分析显示,二审与再审法院在送达程序审查中,从事实到法律再到结论的逻辑链条,法律规则在涵摄过程中出现了断层,74%的案件未援引具体的法律规范作出了认定结论(见图三)。

图三:区际送达程序审查中的法律适用

 

即便是经援引的法律规范与要件事实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分离,导致结果认定过于粗疏笼统:一是将涉港澳台案件当事人在内地有送达地址的情形,直接等同于域内送达。二是关于公告送达程序违法的抗辩事由,常常以“直接邮寄公告送达”的事实链条,笼统推定送达程序合法,忽视具体的抗辩主张以及区际送达的异质性(见表二)。

表二:区际民事送达抗辩的审查认定7)

 

 二、深描:区际司法文书送达的个案场域

个案研究从小环境或微观层面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复杂互动,可以发现宏观层面无法看到的有意思的现象。8)以下,笔者将区际送达置于个案的司法场域,从微观、动态的视阈,描述区际送达程序的实施过程。

(一)送达效率:漫长的送达周期

何某起诉郭某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该案被告系香港户籍居民。案件受理后,根据原告提供的地址信息,受案法院以邮寄送达的方式向被告寄送应诉材料,三次邮寄均未妥投成功。由于通过其他送达途径无法向被告人送达诉讼文书,从2016年8月至2018年4月,受案法院四次请求省高院委托香港高等法院送达司法文书,总耗时472天,平均委托送达周期为118天(见表三)。

表三:一宗涉港案件委托送达流程节点周期表

次数

流程

受案法院-

省高院

省高院-香港

高等法院

香港高等法院-省高院

送达完成

周期

第一次

26天

57天

30天

113天

第二次

3天

128天

22天

153天

第三次

6天

44天

46天

96天

第四次

4天

63天

43天

110天

(二)送达的内嵌性:层层流转的委托程序

笔者将四次协助送达文书在内地法院流转的周期与实际送达的周期进行了对照(见图四),司法文书在内地法院转送的周期均长于香港高等法院实际送达的周期,尤其是第二次委托送达,内地法院转送的期间长达131天,占该次送达时长的86%,而香港高等法院完成送达只耗费了22天,平均周期基本上维持在35天左右。司法协助送达的周期,很大程度上消耗在人民法院内部转送、审查、流转的过程中,层层报备、层层流转的办理流程会人为的降低司法协助的效率以及相关诉讼的审理进程。9)

图四:司法协助委托送达转送周期消耗比

 

(三)送达的异质性:负担不均的协助送达

受委托法院送达过程是司法协助委托送达中关键的一环,送达成功与否关系到请求方案件的审理预期。实践中,协助送达的方式和过程呈现不同的法域差异,并因被请求方所在地法律获得程序上的正当性。上述个案中,香港高等法院协助送达过程简述如下:

图五:香港高等法院协助送达过程

 

内地法院协助送达一般遵循 “及时原则”、“优先处理原则”、“尽力协助原则”,实践中由于请求方提供的信息不全,按请求方提供的受送达人地址,无法送达的情况下,内地法院经常为了送达一份材料需要花费多天时间或寻找多个部门。与内地法院不同的是,香港高等法院、台湾地区法院在按请求方提供的受送达地址无法送达的情况下,有的法院直接退回,协助实施送达义务相对“洒脱”。

三、钩沉:区际送达在制度与行为之间的追问

     通过定量研究与定性分析,笔者分别从宏观与微观的视角剖析了区际民事送达程序中的诸多问题,其产生的原因和背景是什么,以下笔者从区际送达所涉及的制度、规范、行为三个层面进一步探究。

(一)送达性质与诉讼模式的结构性制约

传统上大陆法系国家的诉讼模式具有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倾向于将送达定性为“公权力”行为,由法院依职权主导并完成;普通法系国家采取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送达被看成是当事人或其律师的行为,具有“私人”性质。10)不同的诉讼模式在当事人与法官之间的权限配置方面的特点和差异,构成了各国配置送达方式、权限、责任和风险分担的基础和底色。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模式基本上尚未超越职权主义模式,法官在事实调查方式和事实调查权限方面几乎没有形成辩论主义的意识或理念。11)

在送达方式上,我们难以突破现行送达体制实现司法文书直接在当事人之间流转,出于提高域外送达效率的考虑,转而积极寻求改进现有的文书送达转递机制。在送达程序审查上,我们过于忽视送达证明责任的分配与送达风险的分担,法官对送达的事实调查和裁判完全可以超越当事人双方的事实主张或对抗范围的制约,更不必说在法律适用方面不受当事人法律主张的影响。在协助实施送达过程中,受职权主义模式的影响内地法院强调要穷尽各种送达手段、“尽力协助”完成送达,耗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成本,而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协助送达对受请求法院成本消耗与风险分担的矛盾并未突显。

(二)送达规范的适用衔接不畅

  从调研的情况来看,造成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向当事人送达司法文书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关司法文书方面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不完备,缺乏系统性、连贯性,有些送达的具体程序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12)

现阶段,关于我国区际司法文书送达的规范,散见于内港澳送达安排、两岸司法互助协议以及若干司法解释。人民法院向内地没有住所的港澳当事人送达司法文书既可以按照司法协助方式送达,也可按照《关于涉港澳民商事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规定的直接、邮寄、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由于在不同规范之间、甚至同一规范的内部并未有效协调各类送达方式的适用位阶问题,这使得“内地与港澳特区间业已达成的《送达安排》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在多数情况下将面临被弃不用的境地。更可能在送达合法性方面出现瑕疵甚至是问题,影响到下一步可能的域外认可与执行”。13) 

诚如在一宗涉港案件二审法院判决书中认定:“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多种送达方式,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选择有效的送达方式。内地与香港送达安排并没有规定所有涉港的民商事司法文书都必须按照该安排送达,只是表明如果要通过香港高等法院送达,可以按安排的规定办理。”14)

此外,涉港澳与涉台送达规定,在司法协助送达方式的适用上,也存在差异。根据《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海峡两岸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司法互助案件的规定》第7条的精神,司法互助方式为向台湾地区送达司法文书之首要选择,对于民事司法文书的送达,至少首次要采用司法互助方式,而且不允许法院未经司法互助方式即行公告。15)因此,从司法效果而言,两岸司法协助送达的落实比内港澳显得更为积极、有效。

(三)科层结构的送达管理运行僵化

科层制的组织结构有着非常严格的规章制度及层级制度,而制度环境要求组织服从“合法性”机制,采用那些在制度环境下“广为接受”的组织形式和做法,而不管这些形式和做法对组织和内部运作是否有效率。16)我国的区际司法协助送达程序与国际司法协助送达程序如出一辙,遵循着科层组织结构下的运作模式,通过设立专项管理部门、专门负责的工作人员、严苛的审查程序与期限规则,建构了非常规整的层层报备、审查、流转的送达管理机制。一个委托送达请求及其司法文书的发出,需经由请求送达法院至省高院乃至最高院(国际司法协助)等多个部门来回流转,实践证明,70%的司法协助送达周期消耗在人民法院内部的流转过程中。

为了更加具象化的表达科层结构下送达运行机制对送达效率的直接影响,以台湾地区法院请求内地法院委托送达的程序规定为例,一宗案件的委托送达即便严格遵守程序规则,在应然层面的“规范周期”耗时也将近三个月(见表四)。而在司法实践中,根据广东省高院外事办的统计,广东地区向港澳请求协助送达的平均回复周期分别是4个月、5个月。涉台案件从申请寄出到收到台湾地区完成材料耗时均在3-4个月左右。17)可见,受制于层层转送的科层送达结构,想要从根本上提升司法协助委托送达的效率并非易事。

表四:涉台委托送达“规范周期”一览表

审查期

(工作日)

立案期

(工作日)

受委托法院协助送达期

受委托法院转送期(工作日)

高院审查期

(工作日)

合计

≤7天

≤5天

≤2个月

≤7天

≤7天

86天

四、突破:区际送达规则建构的实践指引

      如前文所述,我国区际民事送达的程序改革受制于诉讼模式、送达规范、管理机制等因素影响,为提升区际送达效率,我们有必要从制度环境去考究送达所承载的价值期待,各类送达方式与程序审查的机理,有效建构我国区际民事送达规则。

(一)价值协调:区际送达的程序保障与效率平衡

当代司法体制,严格的法律程序在实现程序公正价值的同时,也暴露出其阻滞诉讼效率实现的一面。诉讼价值的内在冲突在我国改革送达措施过程中明显的暴露出来。18)在送达程序的改革过程中,我们必须科学定位区际送达的功能,合理协调程序公正与诉讼效率之间内在的矛盾。具体而言:

1.程序理念从法院本位到当事人本位转变。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送达的功能在于层层推进以法院主导的诉讼程序,而忽视了以保障“与程序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人,有权参加该程序并得到提出有利于自己的主张和证据以及反驳之机会”。19)送达的程序保障功能,要求我们破除职权主义模式下法院对送达权责的垄断地位,体现当事人的主体参与、风险分担。即便奉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德、日等国民事诉讼中,送达并不完全是法院的职责,当事人也有送达诉讼文书的责任,而且诉讼的开始往往与送达行为有关。20)在程序审查上,法院对送达程序合法性审查也应当强调当事人证明责任的承担。

2.程序规则的设置向效率倾斜。区际送达虽然不涉及国家主权因素,但在委托送达环节与涉外送达的繁杂趋同。在程序设计上,我们似乎过于强调法域之间的异质性,试图以更高层级的审查主体来保障程序的安定性,忽视程序本应具有的简便、高效。有别于涉外案件的协助送达规则,在内地与港澳台之间,我们是否可以尝试减少委托送达环节,从而提高委托送达的效率与诉讼预期。

(二)效力牟定:官方路径与民间途径的有效整合

     由于我国区际送达规范缺乏系统性、连贯性,送达安排、互助协议以及司法解释的适用未能有效弥合,司法解释内部各类送达方式缺乏效力性规制,导致实践中存在选择送达、规避送达的乱象。因此,有必要整合送达规范,厘清各类送达方式的效力位阶,严格限制适用条件,构建分级送达体系。

1.以居住状态为标准的分级送达体系。受送达人的居住状态,在内地有无居所决定着送达方式的适用导向。笔者以受送达人的居住状态为标准,对各类送达方式的适用位阶进行了厘定(见图六):一是受送达人在内地或在内地有居住地的情况下,直接送达优先。受送达人为自然人的,向受送达人或其同住成年家属送达;受送达人为法人的,向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送达,法人的代表机构或有授权的分支机构、业务代表人送达。无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都可以向其指定代收人或诉讼代理人送达。直接送达拒绝签收的,适用留置送达。二是受送达人不在内地或在内地没有居所的情况下,有明确送达地址的,适用邮寄送达或者电子送达。通过邮寄送达被拒收、退回或无回应的,应当及时通过司法协助途径委托送达。

图六:区际民商事司法文书分级送达体系

 

2.“邮寄司法协助公告”送达的否定性效力模式。实践证明,由于司法协助委托送达缺乏强制性、优先性,导致很多案件未经司法协助送达而径直公告送达,在二审与再审程序中频发“送达抗辩”。在分级送达体系下,有必要强化司法协助送达的效力模式,即在无法直接送达的情况下,以“邮寄司法协助公告”的送达模式对送达程序进行效力评价,原则上未经司法协助委托途径不得公告送达。

3.整合民间送达资源,探索多渠道送达。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两岸四地的司法文书流通都存在着显性或隐性的民间因素,民间途径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区际送达的“增长点”,弥补了官方途径的弹性不足与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因此,尝试以当事人为主体的多渠道送达很有必要,如通过境内居住的亲友、同事、关联案件诉讼代理人,向受送达人转交程序性诉讼文书,委托中国法律服务(香港)公司送达。深圳前海法院在涉港案件中已经探索建立了当事人、律师转交送达制度,由原告或律师向被告送达法律程序性文件或相关法律文书,努力破解涉外案件送达难问题。21)

(三)结果导向:合法性审查的二维进路

实践中,法院与当事人之间有关送达之负担及风险的分配并未形成明确、可预期的规则体系,更未达成具有正当性的新制度均衡。22)司法实践中,送达审查程序以法院“职权型”模式为主导,认定结论过于粗疏,忽视了当事人证明责任的承担。笔者在类案裁判的基础上,对送达要件事实的证明进行分流,提炼出两种审查路径,为均衡法院与当事人之间的风险责任,提供可预期的裁判规则。

1.实质主义裁判思维——综合认定法。实质主义裁判思维强调结合个案事实、各方当事人的具体利益、法律规范的价值进行审查衡量,作出实质判断。在送达审查程序方面,针对当事人对送达要件事实的抗辩,体现为综合案件事实认定的裁判逻辑。以当事人对原审法院送达地址错误的抗辩为例,法院依职权查明的“要件事实”归纳为:该地址是否为原审法院受理的其他案件中的送达地址,本案诉讼中的合同约定的地址或者受送达人在境内开办的分公司、合资公司、独资公司等关联企业的送达地址。法律适用的过程是在送达要件事实与送达规范事实来回流转的过程(如下图所示)

        图七:送达程序审查的实质主义逻辑

 

2.形式主义裁判思维——证明责任法。形式主义裁判思维,采用推论模式,通过证明责任的分配规则,来决定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的抗辩风险。从判决承认与执行的角度来说,送达应当被设定为被申请人可予以主张的抗辩事由,而非申请人证明的前提条件,以更好地实现举证责任的合理分担、促进判决的承认与执行。23)在域外送达领域,送达程序的正当性审查应当强化当事人对抗辩事由的证明责任。司法实践中,针对当事人常见的具体抗辩事项如送达地址已变更、受送达人与同住成年家属关系变化、代收人无签收资格等,法院应当结合当事人是否能提供证据证明,通过证明责任的承担来判定送达的合法性(如下图演绎)。

图八:送达程序审查的形式主义逻辑

 

(四)祛制度化:正式结构与送达日常运作的分离

从组织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制度规则并不总是理性选择的结果或是经验的积累总结,组织制度与适应能力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具体到送达管理机制而言,司法协助委托送达程序的繁冗与诉讼对送达行为的高效性、可预期性难以匹配。因此,有必要简化区际司法协助送达流程,将司法协助委托送达从人民法院内部层层审查流转的组织结构中剥离,提高送达日常运作效率。具体而言,可作如下尝试:

1.内部提速——建立“院对院”沟通联络机制。针对繁琐的委托送达中间环节,我们可以考虑下放审查权限、减少转送主体,在部分集中管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的法院试点,打通直接联系渠道,实现试点法院与港澳台地区法院之间“院对院”对接。作为上级窗口法院主要负责定期统计业务办理情况,与港澳台地区法院协调沟通并确立委托送达的操作标准(见图九)。“院对院”对口协助送达运作模式,将有效缩短司法文书在法院内部的流转周期,直接沟通联络也有助于及时交换送达信息,提升送达成功率。

图九:委托送达“院对院”沟通联络机制

 

2.外在制约——开通委托送达查询平台。由于司法协助委托送达中间环节流转时间长,导致涉港澳台案件对请求协助送达的司法文书,一般预留了不少于6个月的送达期间。既有的区际司法协助案件信息管理系统仅能粗略显示司法文书停留的阶段,缺乏详细的可查询平台,请求送达法院只能消极等待送达结果,无法及时预测和变更开庭时间或采取其他送达方式。因此,内地法院有必要与港澳台地区法院联合开通委托送达查询平台,提高诉讼预期。

 

社会的需要和社会的意见或多或少地走在法律前面。我们可能非常接近地达到缺口的结合处,但永远存在的趋向是把缺口重新打开。24)区际民事送达的程序改革既面临着送达问题所呈现的“同构性”,又需要对送达效率与程序正当性给予特殊“关照”。尝试以构建分级送达体系,合理配置送达责任风险,并将司法协助从科层结构中剥离的改革路径,一定程度上能回应区际民商事交往与诉讼信息高效传递带来的制度紧张。

 

 

附件:

人民法院关于涉港澳台民商事司法文书送达问题的若干规定

 

为规范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工作,提高涉港澳台案件审判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适用范围】人民法院审理涉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民商事案件时,向住所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受送达人送达司法文书,适用本规定。

第二条 【文书种类】本规定所称司法文书,包括起诉状副本、上诉状副本、反诉状副本、答辩状副本、传票、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支付令、决定书、通知书、证明书、送达回证以及其他司法文书。

第三条 【最先送达原则】除公告送达外,送达人员可以同时采取多种送达方式进行送达,按照最先实现送达的方式确定送达日期。

第四条【自然人的直接送达】受送达人为自然人的,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自然人在内地、台湾地区自然人在大陆时,可以直接向其送达。

受送达人在境内(台湾地区当事人在大陆,港、澳地区当事人在内地)居住,本人不在的,可以交其同住成年家属签收。向港澳台居民或其同住成年家属直接送达时,应当核对其身份证明,以确认签收人的身份以及与受送达人的关系,并以复印、拍照等方式固定证据,存卷备查。

第五条【法人的直接送达】受送达人为在港澳台地区注册成立的企业、组织的,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在境内(台湾地区当事人在大陆,港、澳地区当事人在内地)时,可向其直接送达。送达时应当核对有效身份证明,以确认签收人的身份以及与受送达人的关系,并以复印、拍照等方式固定证据,存卷备查。

第六条【代表机构、分支机构、业务代办人的直接送达】港澳台地区注册成立的企业、组织在境内(台湾地区当事人在大陆,港、澳地区当事人在内地)设立有代表机构的,可向该代表机构送达;有经授权的分支机构或者业务代办人的,可以向其分支机构或者业务代办人送达。

第七条【诉讼代理人的直接送达】受送达人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可以向诉讼代理人送达。

代理人签收法律文书的,应当提供经公证、认证的授权委托书,或在内地公证机构办理的委托手续,或在法院工作人员面前签署授权委托书。

第八条【代收人的直接送达】受送达人指定有代收人的,可以向代收人送达。

第九条【留置送达】采用本规定第四至第八条方式送达的,受送达人、诉讼代理人或有权接受送达的人拒绝签收或盖章的,可适用留置送达。

留置送达应有至少两名送达人员在场,将司法文书留置于受送达人或有权接受送达的人所在的处所,采用拍照、录像等方式记录送达过程,并由送达人员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日期并签名或盖章。

第十条【邮寄送达】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当事人,送达地址明确的,可直接邮寄送达。

邮寄送达时应附有送达回证。受送达人未在送达回证上签收但在邮件回执上签收的,视为送达,签收日期为送达日期。

自邮寄之日起满三个月,如果未能收到送达与否的证明文件,且根据各种情况不足以认定已经送达的,视为不能用邮寄方式送达。

第十一条【电子送达】人民法院可以通过传真、电子邮件等能够确认收悉的其他适当方式向受送达人送达。

第十二条【司法协助送达】向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或者台湾地区当事人邮寄送达司法文书被拒收、退回或者无任何回应的,应及时安排通过省高院司法协助(互助)途径送达。

第十三条【未经互助途径不得公告送达】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当事人未经司法协助(互助)途径委托送达,原则上不得公告送达,但以下情形除外:

(一)被告为公司或其他组织,已向其注册地址邮寄送达,回执注明该公司不存在、已搬迁等情形的;

(二)足以认定已穷尽送达方式的其他情形。

第十四条【转交送达】送达人员可以通过境外企业、其他组织在境内的分公司、合资公司、独资公司,境外自然人在境内开办的公司、在境内居住的亲友、同事、关联案件诉讼代理人,向受送达人转交程序性诉讼文书。

采用转交方式送达的,应当征得转交人的同意,并制作转交送达笔录。

程序性诉讼文书是指除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支付令、决定书之外的其他诉讼文书。

第十五条【当事人转交送达】被告住所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案件,原告为香港特别行政区自然人或者法人的,可以直接向被告转交送达程序性诉讼文书;原告为香港特别行政区之外的自然人或者法人的,可以通过经司法部认可的具有委托公证人资格的香港律师向被告转交送达程序性诉讼文书。

第十六条【委托法律服务公司送达】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当事人,可以委托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澳门)公司送达,但不适用留置送达。

第十七条【公告送达】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应当公告送达。

公告均刊登在人民法院报。发出公告日期以刊登的日期为准。

台湾地区当事人在大陆,港、澳特别行政区当事人在内地没有住所的,自公告之日起满三个月,即视为送达。

 

 



 
责任编辑:李凌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