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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法院系统第三十届学术讨论会二等奖
作者:马雁峰  发布时间:2021-01-28 16:37:07 打印 字号: | |


程序与纠纷相一致:乡村司法审判方式改革的路径

——司法改革背景下审判方式优化的二维坐标系

论文提要:

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使中国传统乡村社会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不断被削弱,公民社会崛起;同时,依法治国的法治化进程加快,乡村司法的诉讼程序也走向了滥觞于西方法治的正规化和规范化。但我国现仍有广大农村地区,要在乡村治理的土壤上,培育出法治之花,实非易事。

乡村司法,主要是指基层人民法院或者其派出机构人民法庭,运用法律处理发生在县域乡村的纠纷的专门活动1)。当前乡村司法,纠结于治理论和法治论两种司法理念、模式,但以该两种理念、模式去指导审判工作,都有其严重的局限性,可能令裁判者无所适从,最终导致审判方式走形,无法真正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公正”。

在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乡村司法必须突破治理论和法治论的双重局限,只有认识到造成乡村纠纷难以处置的两个本质特点,即索引性2)和议事性3),其审判方式才能从本质上得到改革和优化,乡村司法才能以孜孜不倦的个体、微观的审判活动完成人民法庭司法公正、权威、高效的宏大叙事。

主要创新观点:

近年,西方国家兴起了“程序与纠纷相一致原则”的探索和研究,该原则要求国家在应对公民的权利要求时,应当给予恰当的程序保障,应因案而异,为不同的纠纷设置不同的程序,避免陷入“为程序而程序”的形式主义泥沼。乡村司法的程序设置,特别是核心的审判方式,也应根据乡村纠纷的二维特质,遵循此理念予以改革优化。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

第一,通过走访座谈、个案观察的实证研究方式,从微观层面,总结提炼出深刻影响乡村司法效果的乡村纠纷的两大特质:索引性和议事性。提出议事方式也是一种纠纷解决程序的观点。

第二,通过问卷调查和数据统计,揭示了当前乡村司法效果不彰的症结在于治理论或者法治论均无法解释和解决乡村纠纷,只在两者之间进行形而上的价值选择最终导致乡村司法审判理念混乱、审判方式走形。

第三,以乡村纠纷的索引性和议事性为两个维度,通过二维坐标系演示,结构性系统性地论证如何通过优化审判方式改革乡村司法。

关键词:乡村司法  审判方式  索引性  议事性

以下正文:

乡村司法,主要是指基层人民法院或者其派出机构人民法庭,运用法律处理发生在县域乡村的纠纷的专门活动。人民法庭是乡村司法的载体,是“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公正”的“最后一公里”,人民法庭的司法现状直接关系着司法改革的实效。

一、个案、理论和实证:乡村司法的多重困惑

在“地处边远,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力量薄弱,设施简陋,方式随意”成为人民法庭固化符号与标识的今天,人民法庭处于一种地理位置、政治经济、权力文化多重维度下的边缘位置4)。边缘化的人民法庭,在处理乡村纠纷时,却一直有着很“前沿”的烦恼。

(一)无法格式化的乡村纠纷:乡村司法之个案困惑

形式多样的乡村司法有着相似的困惑:乡村司法中所处理的纠纷,往往“诉求奇葩、证据缺乏、叙事冗繁、无视程序、情绪激动”,大多不能够被公式化地代入“教科书中的法律条文”中从而轻松解答。 现举一乡村司法的实例,可以管窥。

案例:老张与老李两家系邻居,老张家的猪拱了老李刚种的小果树。老李气势汹汹找到老张理论:“树已经死了,不但要赔钱,还要赔礼道歉!”老张说:“重新扶正了种上,保不准能活呢,凭什么让我赔钱,道歉更不可能,树又不是我让猪拱的!”说着老张关上大门。老李吃了闭门羹,就猛敲老张家大铁门。砰砰响的砸门声激怒了老张,他打开门后向老李脸上推了一把,老李摔倒胳膊擦伤。老李就医后回到家中,对其老婆说:“家里榔头给我,我要跟老张全家都拼了,你好好照顾儿子,我被枪毙了也值了”。这事儿被村长知道后,几经调解不成,就劝老李:“人家法院前天还在咱村篮球场开了巡回法庭呢,我管不了这事儿,国家总管得了吧”。两天后,老李只拿着一张手写的“申冤书”起诉了。其要求经梳理如下:1、赔礼道歉;2、赔偿果树的费用和未来的水果的收益2000元;3、赔偿医药费还有精神损害抚慰金;4、偿还老张欠老李的1000元;5、要求老张搬回到原来住的宅基地。开庭当天,老张的亲属十几人来旁听,主办人冯法官发现其中有法庭以前的聘任保安小张,小张竟还甜甜地招呼了一声“冯哥好”。坐在原告席的老李看在眼里,紧皱眉头。作为旁听人员的老李的老婆,似乎感受到了己方的“弱势”,突然提高嗓门开始向书记员5)喋喋不休、事无巨细讲解起两家的“恩怨情仇”……

这个案件算是乡村司法中的一件小事儿,但却很棘手。乡村纠纷有着这样的特点:第一,诉求奇葩。比如,老李的诉讼请求五花八门,除了小果树费用和医疗费用有可能获得支持,其他的基本没有法律依据,但老李又极力主张。第二,证据缺乏。比如,老李的诉状极不规范,依据的事实说不清,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第三,叙事冗繁,无视程序,情绪激动。比如,老李老婆“义正言辞”、“不吐不快”的反复陈述,原、被告双方在庭上“菜市场吵架”般的辩论。面对如此案件,很多法官无心也无力通过规范化的庭审定纷止争,不得不将诉讼程序放在一边专注调解;也有很多法官喝令当事人消停下来,勉强将程序走一下,将庭审笔录做完了事。

(二)无法具体化的司法理念:乡村司法之路径困惑

对于这种个案困惑如何处理,莫衷一是,概括起来,有两种相互对立的理论观点6)。

其一,治理论。代表性的人物是苏力,其对法治建设的现代化方案进行了深刻反思和有力挑战,其从“地方性知识”7)观念出发,以秋菊的困惑为切入点,对现代法律的普适性提出质疑,提出法制建设中应该尊重本土资源,存在着国家法和民间法的二元对立,应该寻求国家制定法和民间法的相互妥协和合作8)。同时他认为,基层法官在长期乡村司法中,形成并运用着一套他们的地方性知识,因此成了新“法盲”。“所有的适应都是知识”,基层法官的地方性知识,具有乡村司法的合理性,这就成就了基层司法的反司法理论。苏力所说的地方性知识,包括作为司法规则的地方性知识和用于司法策略的地方性知识,前者是指一套中国基层司法所共享的不同于西方司法的独特文化和司法知识系统,具有地方性和同质性,而后者是指不具有同质性,不为外人所知晓,无法批量或文化生产的具体知识,它包括村干部对案件当事人个性、品行、脾气、家境等的了解,这种了解是外来的法官所无法知晓的。这种理论,认可乡村司法的治理化形态,认为“法律只是法官的司法策略和技术的一部分”9),服务于治理,因此称之为治理论。

其二,法治论。法治论的理论资源是西方法治理论及其司法实践。法治论认为,乡村法治是现代法治向乡村司法领域的传输,乡村司法应当摆脱地方性特征,走向追求普世化的法治化轨道,主张将乡村司法权力复归为判断权,除去其治理化功能;实现从司法特殊主义向司法普遍主义的回归,平等对待当事人,实现规则之治;通过法律程序,在农民群体中构建共识,进而化解地方性司法知识导致的不同农民阶层间的结构性利益冲突;通过民主方式建立农民群体的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作为地方性知识载体和作为司法权力运作的导管的乡村干部,是行政干预司法的另类表达,应当清除出乡村司法过程10)。

治理论和法治论,这两种观点一个是“老办法”,一个是“洋办法”,似乎都挺有道理的,但是否真的找到了乡村司法的症结,提出了有效的解决方案?回到刚刚具体的个案,这种非此即彼的价值选择,不足以具体地指导我们通过司法程序将乡村纠纷案结事了。

(三)无法专业化的审判方式:乡村司法之体制困惑

两种迥异的观点下,法官对于乡村纠纷处理的司法理念、审判方式是如何选择和看待的呢?通过络问卷调查,我们获得了一些实证数据11),经分析可窥得其现状:

其一,经验相对丰富,司法理念混乱。一方面有近七成的法官认为“情理与法严重冲突时,我会选择情理”,但另一方面,也正是同样这群人,却绝大部分“未根据风俗习惯、村规民约进行过判决”。究其原因,风俗习惯、村规民约的适用不明确故风险较大。又比如,有32%的法官认为“社会效果、情理显然比法律效果、法律重要”12),却有72%的法官认为“情理与法严重冲突时,我会选择情理”。这种悖谬,一位接受访谈的法官的解释具有说服力:因为有句话叫做“法律不外乎人情”,所以我觉得,在乡村司法的特定环境下,情理与法冲突时我会选择情理,同样是因为经常看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的提法,所以我会因为“政治正确”,倾向于将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放在一个同等重要的位置上。

其二,倚重强力调解,形式架空程序。有八成的法官毫不犹豫地“走程序就好,重在调解成功”,将调解成功作为首要目标的同时,还实际运用比如给脸、施压、拖延等强力手段调解。也有将近九成的法官认为,因为已依法履行了规定的送达,“诉讼权利义务材料由书记员送达”,当事人回避、举证等诉讼权利义务不需要再口头强调“说明”。法官只关注了程序形式上是否合法,却没有关心书记员是否认真地向当事人讲解了诉讼权利义务,以及乡村的群众是否真的理解。同时,有九成多的法官认为“事实重复、非法定细节描述可制止或不听不记”,虽然当事人表述上确实经常出现反复、细枝末节,于法律事实毫不相干,但针对享有辩论权的当事人的陈述,如此高比例的“制止和不听不记”数据也略显粗暴。

乡村司法的个案困惑、理念混乱、调解架空程序等现象,本质原因在于制度安排的错位。第一,人民法庭的司法职能定位不准。人民法庭是实实在在的“最低人民法院”,其不单单承担着基层治理的任务,更重要更本质的任务是通过个案裁判,宣传法治理念,最终实现规则之治。但遗憾的是,人民法庭一直以来更像是镇乡政府的一个部门,没有正确发挥人民法庭的司法职能和法治引导职能,法院系统内部而言,人民法庭更是一个边缘部门,人财物配置相对较差,无法充分应对乡村司法任务的复杂性、艰巨性。第二,司法工作业绩的唯数字论。司法工作本身就不是一个容易计量的工作,但当前特别是基层人民法院的工作业绩有着强大的唯数字论倾向,只看“摆平”(即办结)了多少案件。乡村司法工作具有特殊性,要处理好乡村纠纷,必须抽丝剥茧般地理清诉求,查明事实,唯数字论会催发司法工作作风简单粗暴,抓住了结案数,却丢了案件品质和群工作风,人民群众不满意,恰如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二、追本溯源:乡村纠纷的求索性

认识问题没有解决好,依照错误认识得出的方法当然效果不彰。乡村司法的紊乱,原因在于,我们没有真正俯身观察,认真剖析乡村纠纷,没有追本溯源,正确认识到乡村纠纷的两个基本特质,即乡村纠纷诉求及事实的索引性和乡村纠纷解决方式的议事性。

(一)从不解到同情:当事人陈述的诉求和陈述事实的索引性

乡村纠纷的索引性13),是指当事人的诉求以及纠纷事实,往往不是一个明确的标的或由一次矛盾冲突导致的,而是有着复杂的前因后果、社会背景和文化因素,且各种行为、事实之间环环相扣,矛盾相互叠加纠缠,要理清诉求查明事实,必须对既有且表面的诉求、事实进行深层索引。

无论是当事人诉求,还是纠纷来龙去脉的事实,都是与当事人的过去状况和未来生活相结合的,与村民对纠纷的整体看法相结合的。同样性质的纠纷事实,发生在不同人身上,村民的看法和评价可能大有不同。结合本文案例,老李的各项诉讼要求确实“奇葩”,且其得理不饶人,拒绝调解,性格暴躁,但此时我们不能只看表面,而要耐心索引、挖掘出老李的诉求和各种行为的深层次涵义。

实际上,冯法官经审理也确实了解到了老李真正诉求和隐情:

老李家是单门独户,为了不让村民产生其好欺负的印象,老李的强势易怒实则农村单门独户家庭的一种独特的生存技巧。村长数次调解不成功,其实并不是因为老李过于倔强,而是因为村长也姓张,跟老张是同宗同族,有偏袒嫌疑。老李的儿子体弱多病,老李请教“半仙儿”后听从其指点栽种了这棵果树,虽这是封建迷信,但老李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赔礼道歉的诉求,经索引后是希望儿子平安健康罢了。老李要求老张清偿借款1000元,明显不属于本案处理范围,但其提出是基于“算总账”的心理,老李借钱给老张,结果还被其“欺负”,老李还款的诉求,经索引是“一次性解决双方纠纷”,对于这类诉求,实际只需帮老李简化手续另行立案并将两个案件同时审理判决即可。要求老张搬回原来住的宅基地,一是因为老张新建房在老李家隔壁时,占用了老李以前经常用来停车的公共空地,且老张事先征求了老李的“同意”,现在老李反悔了;另一个原因是老李考虑到两家已经闹翻,以后相处定不愉快,所以想让老张搬走。从这个侧面,可以看出老李的心思细腻,以及老李对于未来再行发生纠纷的惧怕,这也为调解提供了一个基础。经过了解后,我们会发现,其实老李并不是一个“坏人”,甚至很同情他的处境。受这般委屈,老李必然会喋喋不休的通过“冗繁叙事”的方式,来展示、倾诉委屈。

(二)相交和包含关系:三种诉求和事实之异同

纠纷的索引性,要求我们严格区分三种事实,即当事人陈述的未经索引处理的诉求和事实,业经索引的诉求和事实,程序法上应然的诉求和法律事实。未经索引处理的诉求和事实,就是当事人提出的“奇葩诉求”,和说出的“叙事冗繁”,这些内容虽然粗糙,但饱含线索;业经索引的诉求和事实,就是庭审时,我们对当事人的“奇葩诉求”、“冗繁叙事”进行挖掘剖析得出其原本的、实际的诉求和案件隐情;程序法上的应然诉求和法律事实,则是当事人依法应当提出的诉求和相应应予证明的法律事实。则三者的关系如何呢?如下图所示,前两者与后者是相交关系,前者包含了中者,前中是包含关系。

三、兼容并蓄:乡村纠纷的议事性

议事性,是指乡村纠纷适用诉讼程序处理时,当事人仍然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民间“议事方式”阐述案情和理由的行为特点。议事方式,是指当事人在参与诉讼或调解时,通常会反复的描述案件所涉纠纷在发生和流变上的各种细节问题的阐述方式,结合乡土“义理”展开说理。乡民将议事方式带入诉讼程序,则诉讼程序不应“摆脱地方特征”,“完全放弃治理”,而应吸收议事程序的优点纳入诉讼,才能回应乡民司法需求。

(一)唠叨的理论高度:议事方式的特点

议事性,让“当事人的争吵和唠叨”有了理论高度。议事方式在中国乡土治理中长期存续,当事人参与议事时,其各种表现和行为的内在逻辑的精致程度,并不亚于现代诉讼程序。尤其是在微观事实的认知层面,议事方式下的事实描述,往往比司法程序下的事实认定更加精细入微14)。

议事方式处理纠纷,实际是在族长、村长等纠纷解决权威主持下,纠纷双方集中就纠纷事实、“情理”、“义理”进行阐述,以期他人认同其所述道理,从而在“评理”和调解中获益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议事方式有明显的特点和丝丝入扣的逻辑系统:其一,细节精致入微,以众多事实证明自己诚实、人品好,并藉此攻击对方的人品,就像案例中的老李,他讲述给法官的,都是其与邻居老张之间的芝麻绿豆往事;其二,反复陈述强调,情绪激动,氛围紧张,用义愤填膺的表现来强调自己陈述的真实性和对方陈述的虚假性,;其三,根据议事讲出的事实,以义理和道理为标准进行评价,往往攻击对方“坏良心”,而自己则是“摸着良心说话”;其四,议事解决纠纷时,主持者的角色是控制冲突,倾听陈述,做出裁决调解,主持者必须有相应的宗族、社群权威。在前述案例中,“老李的老婆突然提高嗓门开始向书记员喋喋不休、事无巨细讲解两家的恩怨情仇”,就是典型的议事方式阐述案情。

(二)摆事实讲道理:议事程序的内在逻辑

议事方式也是一种纠纷处理程序,可以类比诉讼程序,甚至比后者更源远流长。大多数学者,将这种“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称之为“议事方式”,但其实叫做“议事程序”更为妥当。

我们称之为议事程序,是为了将其与诉讼程序相对应,将两者放在同等位置上。很多法官诟病当事人议事方式的陈述,认为其“阐述琐碎冗繁,没有价值”,“只讲事实不举证”,“无视程序,只顾着说”,这种指责是不客观、不中肯的。“琐碎冗繁”的作用,前文已述,不再赘言。

“只讲事实没有举证”,是因为这种是熟人间的纠纷解决方式,该方式与诉讼程序有个重大区别,就是基本不需要举证质证,纠纷双方直接讲出事实原委,双方珍视熟人社会中自己的名誉,并慑于谎言被戳破后无法立足的巨大成本,一般情况下不愿说谎。而且,议事程序主持者一般是族长、村长等,对纠纷双方的为人、性格甚至纠纷所涉事实原委都很了解,在其面前说谎效益不高却风险极大。所以议事方式中“历练”出来的当事人,当然不会重视举证。

“无视程序”,则是法官站在了“诉讼程序本位”的视角看问题,议事程序只是没有举证质证程序而已,但是有议事启动、议事经过、议事结果、不服后继续找“上一级”议事的程序,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在纸面上,但这是乡民达成共识、长期遵守的议事程序规范。

(三)身兼多职的法官:诉讼程序中如何处理议事行为

议事程序虽较粗糙,但其与诉讼程序相较,两者都是一种程序,没有本质区别。当前,定纷止争时人民法庭采用诉讼程序而非议事程序,但参与诉讼的乡民仍采用议事方式去“摆事实、讲道理”。这就造成两大问题:其一,乡民的经验仍然停留在议事方式层面,其行为和经验只能部分匹配却不能完全适应现代诉讼程序,这也是乡村司法的裁判者普遍难以适用规范的诉讼程序解决纠纷的本质原因,法官在(夹杂了议事行为的)诉讼程序中,既需要严格按照诉讼程序完成诉讼流程,又需要作为裁判者从未索引的诉求和事实中理清诉求、查明事实、公正裁判;其二,乡民将议事程序,从宗祠、村委会搬到了人民法庭的审判庭,但作为议事主持者、裁决者的族长、村长却没有到场,则法官要充当临时的主持者,完成议事程序并调解甚至裁决。此时,应当将诉讼程序和议事行为有机结合起来,将议事程序中的有效做法纳入到诉讼程序中来处置议事行为,法官此时应发挥多重职能。职能具体如下图:

 

四、臻至专业:审判方式改革的二维坐标系

近年兴起了“程序与纠纷相一致原则”15)的探索和研究,该原则要求国家在应对公民的权利要求时,应当给予恰当的程序保障,应因案而异,为不同的纠纷设置不同的程序,避免陷入“为程序而程序”的形式主义泥沼。“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不仅仅是对司法工作提出了一个客观标准,也提出了一个主观标准——“感受到”公平正义。实体正义,法官可以书写在裁判文书上。但在当前乡村司法中,诉讼程序因为议事行为存在等因素,水土不服,导致审判方式走形,群众对于诉讼程序的认可度和接纳度不高,程序正义难以让人信服;群众非法律层面的诉求,以及议事行为,也难以在诉讼活动中得到满足、回应和尊重,群众没有获得感,也因此难以感受到公平正义。程序正义和感官正义都难以实现,乡村司法的审判方式亟需向更“专业化”的方向改革。乡村司法审判方式进行优化改革包括三方面,使法律不再“只是法官的司法策略和技术的一部分”:一是对诉求和事实进行索引,并分类处理,二是将议事行为有机纳入诉讼程序,并予以分类应对,三是严格适用程序以彰显规则,实现实质化庭审。

(一)从规范化走向专业化:对诉求和事实进行索引分类

加深对索引性的认识,对于当事人提出的诉求和事实,要经过索引后予以分类处置。乡村司法中,当事人提出的诉求,需要经过去伪存真式的清理,有些诉求可以得到法律支持,有些诉求应该运用议事程序调解,还有的诉求是无理的;当事人陈述的事实,也需要经过去粗取精式的查明,有些事实可以作为法律事实,有些可以作为议事事实用于调解,有些只是与案件没有太大关系的无关联事实;当前乡村司法中,基于不诉不理的司法理念,很多法官只审理和回应法律层面的诉求和法律事实,这只是乡村司法的规范化形式,应该向专业化看齐。

索引是乡村司法的专业化的具体表现,理清、查明则是乡村司法的规范化表现。规范是指遵照已有规则行事,为了守住行事效果下限,而专业是指将对象细致研究后优化规则,为了突破行事效果上限。

在乡村司法的语境里,法律上的理清诉求和查明法律事实的行为,就是规范化行为,它是按照诉讼证据规则处理纠纷,保障了诉讼程序查明案情的最低效果,没有查明事实,不能下判;而索引诉求和事实的行为,就是专业化行为,它在诉讼程序的范畴内查明了案涉相关的全部事实,被查明的很多事实即使不具有法律效果,但对于纠纷的处理起到了积极作用,使法官能够全局性、深层次掌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纠葛和来龙去脉,从而突破简单依靠“法律事实”调解、判决的狭隘性和局限性,使诉讼程序的调判效果突破了传统界限,真正做到了案结事了。

(二)从排斥对立走向有机统一:将议事行为纳入诉讼程序

议事程序因其特点,与现代诉讼程序格格不入,但议事行为短期内仍将占据人民法庭的审判庭。故应借鉴议事程序中的优秀做法,与诉讼程序有机结合,对议事行为进行识别,分别处理:

第一,尊重和保障当事人的议事行为,是乡村司法审判方式优化的重要内容。尊重议事行为,对于充分保障对诉求、事实进行索引、促进当事人对法官的信任、对诉讼程序及结果的接纳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第二,引导或者限制议事。只有议事陈述但没有举证的,应对当事人进行恰当的引导,引导其对基本法律事实进行举证。判决是根据法律事实确定的,当事人如果醉心于议事,没有主张必要的事实,则应该引导当事人陈述法律事实,当事人如果醉心于阐述无关紧要的细节,则应引导当事人陈述主要事实。对同一件事反复强调的,应向其说明并予以限制。

第三,将议事与调解相结合。议事,为法官调解提供了丰富的“调解素材”,调解,为议事程序准备了议事空间。调解和议事,都有共同的价值观基础,即乡村人情和义理。但应该注意的是,法官的权威性不如议事程序中对当事人的情况知根知底的主持人,面对法官,则可能存在当事人说谎等没有如实陈述案情的情况。

用二维坐标系可以更直观的展现上述(一)、(二)项的区分方法和处理思路。如果以法官为原点O,X轴设定为纠纷处理程序,X轴箭头方向代表程序的科学有效性,Y轴设定为诉求和事实,Y轴箭头方向代表诉求和事实合法合理性,则诉讼程序位于C点,议事程序位于G点,已理清的诉求和查明的法律事实位于A点,未索引诉求和事实位于D点。对于诉讼程序、议事程序、已理清诉求和查明的法律事实、未索引诉求和事实四者的关系如图:

(三)从治理走向法治:以程序彰显规则,实现庭审实质化

乡村司法的困惑,本质在于功能定位和考核导向的错置。法治论和治理论的二元对立的研究范式,实际上反映了“乡村”与“司法”之间的割裂,前者关注的是法律的逻辑体系,法律价值的实现,后者关注的是经验价值,社会效果的实现,体现了价值与事实之间不同程序的疏离16,我们应该追求价值与事实在乡村司法实践中的统一:

其一,重视诉讼程序彰显规则的作用,即在庭审中重视和强化上图中的ABCO红线区域。基层法院作为初审法院,人民法庭作为基层法庭,其工作内容虽然主要是化解矛盾,但是不能忽视其彰显规则的作用。通过规范地适用程序,将科学民主的诉讼程序“表演”给乡村群众,引导群众了解诉讼程序,增强群众对法律及其价值的认同,通过个案彰显规则,推动法治。

其二,推动庭审实质化,将程序价值与法律事实微观统一,即统筹安排、细致区分、有效回应上图的DEBFGO这个“元宝”区域。要摈弃唯结案数的考核机制,正确看待司法审判工作,将司法效果放在首位17)。在乡村司法语境中,突出的问题是诉讼程序的教条化运用和诉讼程序的虚置。教条化运用诉讼程序,只解决表面矛盾,则无法全面回应群众定纷止争的诉求;以调解程序架空诉讼程序,诉讼程序走过场,则无法有效的发挥诉讼程序的价值。只有将诉求、事实统筹在诉讼程序这个场域中,有效对抗,将庭审实质化,才能真正做到改革优化乡村司法审判方式,实现乡村司法诉讼程序与乡村纠纷相一致。

结语

批判法学领袖昂格尔说过,“一个人对规则的忠诚来自于这些规则有能力表达他参与其中的共同目标,而不是来自担心规则的实施所伴随的伤害威胁”15)。法治之于乡村群众的最深印象,往往不是某个法条,而是乡村司法的程序规制所体现的公平正义。不管是个案的治理和处理,还是法治规制的彰显,抑或是庭审实质化,乡村司法必须首先作答乡村纠纷的索引性和议事性两大特质给出的疑难问卷,如此人民法庭及其乡村司法才能化边缘为前沿!



1)大多学者都以“乡村司法”定义,如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学者高其才则称乡村司法为“乡土司法”,其定义为:是由转型期乡村社会中非职业化、大众化的法官,应对乡民的现实需求,在自身的有限的法律知识结构和丰富的社会经验基础上,在长时间解决乡村社会家长里短式的传统型纠纷的司法活动中,自发的摸索、总结而形成的一套针对性和实用性较强的,包括理念、心理、行为以及技术在内的司法形态,参见高其才:《乡土社会中的人民法庭》,载于《法律适用》,2015年第6期;笔者认为,乡土的本意为“故乡的土地”,是指故乡,故用“乡村司法”表述人民法庭在基层县域乡镇的司法较为恰当。

2)索引性,是指当事人的诉求以及纠纷事实,往往不是一个明确的标的或由一次矛盾冲突导致的,而是有着复杂的前因后果、社会背景和文化因素,且各种行为、事实之间环环相扣,矛盾相互叠加纠缠,要理清诉求查明事实,必须对群众初步主张的既有诉求和表面事实进行深层次的索引。

3)议事性,是指乡村纠纷适用诉讼程序处理时,当事人仍然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民间“议事方式”阐述案情和理由的行为特点。民间议事方式表现为陈述反复,细节繁冗,赌咒发誓,轻视证据,以义理为判断依据。

4)徐清:《人民法庭组织体制论系——基于云南省M人民法庭的实证分析》,载《河北法学》,2016年5月第四期,第156页。

5)乡村司法中,当事人一开始向书记员摆诉求、讲事实是常有的事,因为很多当事人误认书记员为“书记”。

6)关于法治论和之理论的概括,本文参考了陈柏峰的《乡村司法》,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11月版,第67页,第72页。

7)吉尔兹:《地方性知识》,王海龙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8)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1页

9)陈柏峰:《乡村司法》,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11月,第122页。

10)参见杨力:《新农民阶层与乡村司法理论的反证》,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6期,第157、158页。

11)本文研究乡村司法问题,是基于走访人民法庭、观察人民法庭司法活动、与人民法庭法官座谈、研究乡村司法案例和问卷调查。其中,问卷是设计、制作了电子问卷,通过网络、微信群等向人民法庭的法官发出电子问卷,收回电子问卷数据53份,其中2份问卷因填写对象错误,1份问卷因填写选项不符合基本逻辑被认定无效。统计表格中,“问卷题干所描述的内容”是问卷中事先拟定的十六道题目的题干,均是关于乡村司法的主观或者客观描述,而“比率”则为调查对象即人民法庭的法官对于该题干所描述的具体内容表示同意人数百分比率。

12)为了得到被问卷人较为真实的答案,在设计问卷时,会将问题顺序打乱,特别避免将内容明显相斥的问题放在一起,比如本题目和下一题”情理与法严重冲突时,我会选择情理“。

13)本文所谓的“乡村纠纷的索引性”,类似于美国社会学家加芬克尔在其“常人方法论”中对“索引性”一词的特征描述,现予以借鉴使用,并在本文中重新定义。

14)贺少锋、陈赓:《人民法院参与转型期乡村社会法治的思考——以偏远地区基层法院为视角》,《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10月,第15卷第5期,第122页。

15)王云飞、王霞:《论法的社会基础》,载于《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第32页。

16)易高翔:《我国基层治理的现状与前景分析——以基层法院司法为中心》,载于《社会治理法治前沿年刊》2018年,第99页。

17)张睿:《论和谐社会理念下人民法庭的弱司法化》,载于《河北法学》2009第5期,第56页。

18)【美】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周汉华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页。


 

 

 
责任编辑:李凌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