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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法院系统第二十九届学术讨论会三等奖
作者:黄叶  发布时间:2021-01-28 15:36:33 打印 字号: | |

  

无形的杠杆:民事送达成本的再分配

 ——基于148个案件的样本分析

                 

 

内容提要:

民事送达制度虽未处于民事诉讼理论研究的核心领域,但在司法实践中却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民事审判程序的推进与审判效率的提高。以民事送达方式的灵活与细化、民事送达模式的转化为切入口的路径改革,已经疲于应付民事送达对司法资源所带来的冲击与消耗。本文试图以101个民事案件的送达样态与47个再审案件的送达程序违法事由作为分析样本,以原始的统计描述与数据分析,揭示出民事送达对司法审判造成的“三重负担”。通过对法院、当事人以及第三方主体在民事送达过程中,围绕着送达方式的选择、送达成本的负担以及送达风险的转移,所呈现的种种博弈样态描述,透视出在送达主体与受送达主体之间缺乏正式的成本分担与风险调配制度。对此,提出以当事人各自负担送达费用为主、法院适当分担为辅的双向分流原则,有条件的允许诉讼文书在律师之间送达并引入市场竞争参与协助送达,建立送达风险责任在送达程序主体之间的均衡机制。

本文正文10000字。

 

 

 

主要创新点:

第一、研究视角的独特性。在理论界,关于民事送达制度的研究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厚的成果,但基本上围绕着对民事送达方式在实践中的种种乱象进行千篇一律的剖析与完善。对“送达难”的透视主要停留在送达方式的规范性研究上,目前还没有以送达成本为研究视角作为彻底消解送达问题的突破口而进行完整性的论述。

第二、研究内容的新颖性。以送达成本的切割来直观描述民事送达对司法审判的“三重消耗”;以行为主体之间的策略分析,来揭示法院、当事人与第三方机构在送达成本上的“三重博弈”;以送达成本的分流与送达风险的分配为破解“送达难”另辟蹊径。

 

 

 

以下正文:

引   言

民事送达作为法院与当事人信息沟通的桥梁,贯穿于民事诉讼的始终,对于诉讼程序的逐步推进与当事人权利的程序保障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送达难”问题一直是司法实务中的“疑难杂症”,关于民事送达制度的探讨,近年来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厚的研究成果,围绕着我国民事送达方式在实践中的种种乱象,以保障当事人程序利益为原则,突破现行的“职权主义”送达模式,强化当事人主体地位建立“双轨制”送达,以消解法院送达功能过载,是学者们热衷的研究路径。而这种路径最终又不得不迂回到对送达方式的灵活与细化作大同小异的“技术性”描述上。为突破民事送达的现实困境,立法规范与司法解释虽在送达方式上进行了拓宽与调整,但也未见釜底抽薪之效。以送达成本的分配为杠杆,撬动法院与当事人利益风险分配机制,削弱送达过程中的博弈惯性,不失为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研究进路。

    一、直观的数据:无处不在的送达成本 

放眼各国,生产正义的成本都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国家负担的“审理成本”即公共成本,另一部分是当事人负担的“诉讼成本”即私人成本。[1]在我国民事送达属于法院的职权行为,送达所消耗的公共成本并未通过征收诉讼费用的方式转嫁给当事人负担。而送达费用也仅仅是送达成本中的一部分,实际上还包括法院在送达上所投入的时间、人力、物力等资源,甚至还需为此承担因送达导致程序违法所引发再审的纠错成本。为了更直观的表述,通过几组数据,从以下三个维度来解读民事送达对司法审判的消耗。

    (一)“昂贵”的送达(费用——经济成本)

     为了窥探法院在送达上所耗费的经济成本,笔者从某基层法院三个民事审判庭共抽取101个案件样本,纠纷类型分为离婚、交通事故、民间借贷、买卖合同、商品房预售与房屋租赁等,对这些案件的送达方式进行了原始统计[2]。统计结果显示,在七种法定送达方式中,直接送达、邮寄送达、公告送达在民事审判中最为常见,总计送达次数857次。相较于过去直接送达主导的送达格局[3],邮寄送达与直接送达并驾齐驱,辅之以公告送达,已成为了民事送达的新常态。在101个案件中,邮寄送达使用426次,占送达总次数的49.7%,平均每个案件要邮寄送达4次。根据该院2016年法院工作报告显示,2016年受理民商事案件4005件,审结3636件,假如按照每个案件邮寄4次来计算,那么这部分邮寄快递费用成本至少高达29万元(3636件×4次×20元/次)。在直接送达中,如果不是以通知领取的方式送达,每次外出送达“两人一车”的油耗、车辆的维修、购置等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只是一个基层法院民事案件送达的经济成本,还不包括其他业务庭室的送达开支,可谓“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

 

送达方式

直接送达

邮寄送达

公告送达

转交送达

合计

送达次数

399

426

30

2

857

所占比例

46.6%

49.7%

3.5%

0.2%

100%

 

 (二)“疲惫”的法官(审限——时间成本)

在直接送达中,电话通知领取的方式,虽然节约了人力、缓解了用车紧张,但有的当事人在电话中答应过来领取文书,却一推再推,最后为了诉讼效率又不得不转而邮寄送达的情况频频发生,兜兜转转反而耗费不少时间。公告送达期限过长,倘若被告下落不明,通常一个案件要经历两次公告,在公告上所耗费的时间至少是4个月。在涉外送达中同样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以下是何某诉郭某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涉港送达过程:

 

 

 

 

 





该案从受案法院委托省高院送达司法文书至送达完成证明材料寄回,耗时三个多月。这只是第一次送达,而原告在庭后又提交了调查取证的申请及证据材料,意味着包括送达判决书在内还要完成两次这样的送达过程。司法实践中存在着由于转递环节出现问题,下级人民法院长时间得不到送达结果,送达的情况往往难以把握,从而使得司法文书的送达长时间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影响了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效率。[4]虽然公告送达、涉外送达不计算在审限内,却是扣除审限的事由导致案件久拖不决。据不完全统计,每年约有10%的案件因无法送达导致案件审理周期延长或难以结案;送达工作占用法官助理及书记员80%的精力。[5]

    (三)“委屈”的裁判(监督——纠错成本)

 据广东省法院一项不完全统计,发回重审案件中约有 10%是送达问题导致的。[6]笔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检索了广东省47个因送达程序违法而申请再审的案例,其中有3个案件完全基于送达问题而申请再审。在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事由中送达问题具体表现形式概括统计如下表[7]

当事申请再审送达程序违法事由

案件数

所占比

未经其他方式送达而直接公告送达;

21

44.7%

原审法院未向有效送达地址送达,导致送达不能;

5

10.7%

送达证明上代收人与申请人无关、非代收人亲笔或非本人签收;

5

10.7%

被申请人隐瞒送达地址,或恶意提供错误的送达地址;

4

8.5%

邮寄送达后,未采用其他其他方式而公告送达;

4

8.5%

未向申请人送达文书;

4

8.5%

申请人在原审法院的其他案件中还存在送达地址,不存在不能送达情形;

1

2%

受送达人被监禁,未经转交送达而缺席判决。

1

2%

从上述统计数据可以得知,送达程序问题是当事人启动再审监督的一个重要突破口,法院作为送达主体包揽了所有的送达风险,特别是在公告送达的情况下,被告下落不明,法院是否穷尽其他方式均无法送达是当事人再审诉求的“重灾区”。在实践中,邮寄送达非受送达人本人签收的情况屡见不鲜,而针对代收人与受送达人的关系、邮单回执上签名的真实性,也是当事人主张送达程序违法,致其不知本案诉讼的常用托词。更有甚者,因原审法院未能亲自去申请人住所地及村委会张贴公告,未能在邮寄送达文书后以电话、短信的方式通知申请人,未能查明申请人的其他住所向已“失效”的地址投递文书,都是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冤屈”。[[8]]

无论是显性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还是隐性的纠错成本,都存在着如何在送达程序主体之间进行成本的负担及风险的分配问题,而这种成本与风险分配主要以送达方式的选择体现出来。

    二、选择的送达:基于送达成本在送达方式之间的博弈

案件本身是充满了冲突和矛盾的社会关系[9],诉讼就是一个动态的多方博弈过程。基于送达成本的考量,围绕着送达方式的选择,送达成本的负担以及送达风险的转移,在送达过程中法院与当事人及相关主体之间呈现出了不同的博弈样态。

 

    (一)送达方式的选择

    在司法实务中,原告的起诉经法院立案受理后,案件会分流到各个业务庭室,经书记员排期开始对被告进行送达。开庭审理前,将应诉材料准确及时的送达给被告,原告与法院具有目的上的一致性,这个过程的博弈主要体现在法院与被告之间。法院针对本地被告与外地被告采取不同的送达策略,以最大限度降低送达的消耗。对本地被告,以电话通知前来法院领取应诉材料;对外地被告,以法院特快专递方式邮寄送达。相对于直接送达“两人一车”的送达成本,“电话+EMS”的送达组合所产生的低损耗激励法院更趋向于这种行为策略。

而这种选择的送达会造成两个弊端:一方面作为送达方式首选的直接送达被“通知领取”所替代;另一方面,导致邮寄送达方式的泛滥。无论是本地被告还是外地被告,无论是有无代理律师的当事人都在法院邮寄送达的方式下滋养了“惰性”。律师拿着高昂的代理费,却不愿意到法院来领取诉讼文书,传达给法院的话语策略为:(1)其他法院都是邮寄送达;(2)路途遥远不方便领取(只要不在同一个行政区);(3)愿意到付邮费。而法院基于诉讼效率的驱使,为了尽快使当事人签收诉讼文书不得不纵容这种“无理要求”。久而久之,邮寄送达取代了直接送达,成为法院与当事人传递诉讼信息主要的方式。例如在一起房屋租赁合同案件中,七种法定送达方式,只使用了直接送达与邮寄送达。原被告住所地都在本市本辖区,并且都有代理律师,但邮寄送达高达19次,而直接送达只有3次。


原告

被告

送达次数

送达比例

直接送达

1

2

3

14%

邮寄送达

8

11

19

86%

   (二)送达成本的负担

具体就每一个案件来说,都存在诉讼所需费用如何在当事人与国家以及当事人彼此之间进行分配的问题。前者涉及公共成本与私人成本的比例分担,后者涉及当事人彼此之间如何分担诉讼成本。[10]建国以后的民事诉讼中,各种法律文书的送达一直实行法院承受全部成本负担和责任的所谓“全责型”送达制度。[11]在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下,法院对证据的调查收集、纠纷的调解大包大揽,当事人动动嘴、法官跑断腿,诉讼文书很大程度上在调查走访的过程中一并完成送达。而法院异地调查取证和异地调解所支出的差旅费,囊括在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由当事人负担的其他诉讼费用的兜底条款中。[12]在此阶段,送达成本的负担在当事人与法院之间并未形成显性的冲突与失衡。

随着以强调当事人举证责任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推进,送达已无法完全寄生于法院调查取证,加之《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将诉讼费用的范围限缩,送达费用无法通过征收“其他费用”转嫁给当事人负担。法院在送达成本上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方面诉讼案件的暴增,送达的数量与空间跨度拉大;另一方面,诉讼费用管理实行“收支两条线”,法院人财物的精简与规范,公共成本的获取与分配得寻求外部性转移。因此,向当事人转嫁送达成本,成为法院缓解送达压力的行为策略。此前以直接上门送达为主导的格局再也无力肩负重任,转而形成了以“电话通知领取不来经过两次邮寄送达不能公告缺席判决”为主导的行为模式。但这一行为策略在与当事人博弈过程中屡屡失陷:对直接送达拖延不配合、对邮寄送达拒收、以公告送达程序违法申请再审责难。

    (三)送达风险的转移

 围绕着送达风险这一场域,以法院为轴心存在着两方主体的博弈,分别是法院与当事人、法院与协助送达主体之间。在起诉阶段,法院要求原告提供准确的送达地址,不能提供的,原告面临着裁定驳回起诉,被告面临着公告送达的风险。[13]在实践中,虽然原告提供了被告的住址,但要么没有联系方式,要么根据原告提供的住址经过初次邮寄送达,因无人签收而被退件。因此,查找被告准确的送达地址和联系方式这一义务又转移给法院。在查找被告送达地址的过程中,只要法院稍未尽全面审查义务,根据两次邮寄送达退件而公告缺席审理的,再审中突然出现的“被告”将会因法院未穷尽其他方式而公告送达,以送达程序违法为申请再审。这样送达不能的风险,在被告恶意躲避诉讼的情况下又潜移默化的转移给了法院。

在邮寄送达日益取代直接送达将主导送达格局的形势下,法院的送达风险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邮政机构是否履行了应尽的责任和义务。[14]实践中邮寄回单上签收人未签名、未填写身份证号码、签收人与受送达人关系无法核实、因一次投递不成而退件、回单迟迟未归等乱象普遍存在,一张邮寄回单足以成为当事人申请再审的诟病。由于邮政机构一家独揽法院专递,缺乏市场竞争,投递人员素质良莠不齐、基于考核绩效利益的驱使,投递人员与受送达人甚至恶意串通,人为操控法院专递的送达日期。[15]本寄望于通过邮寄送达预设的制度规范来规避送达风险的策略又再次失效。

由此可见,法院在与当事人及协助送达主体之间的博弈中,通过送达方式的选择并未减轻其成本负担,当事人在送达过程中几乎不需要承担诉讼成本与送达风险。究其原因,应当跳出送达行为本身作进一步探讨。

 三、缘由的分析:解释框架的冲突与制度层面的缺失

   (一)未脱胎的当事主义与“重实体、轻程序”的执念

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以来,我国民事诉讼模式逐渐从超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过渡,举证责任制度的确立、辩论主义原则的贯彻,很大程度上解放了法院对纠纷大包大揽的责任,实体内容的查明与诉讼程序的推进由法院主导逐步向当事人倾斜。相对其他国家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这种转变又保留了较强的职权主义色彩。具体在送达的权责分配而言,诸如美国与法国较为重视当事人在送达中的作用,把送达视为当事人的责任;以法院依职权送达为原则的德国,也允许律师在一定范围内送达文书;即便将送达视为审判权作用之一的日本,也强调送达实务的社会化,发挥非法院工作人员的作用。[16]而在我国,送达的权责集法院于一身,与当事人为程序主导的诉讼模式有点格格不入。

诉讼模式的不完全转换还不足以解释民事送达所遭遇的尴尬。“重实体、轻程序”的诉讼理念犹如“紧箍咒”加剧了法院的送达负担。举证时限这一制度在实践中名存实亡,新民诉法及司法解释关于逾期举证的法律效力,使得证据失权在实践中无用武之地。当事人逾期举证甚至在庭审后提交证据的情况屡见不鲜,法官为了查明案件事实要求当事人庭后补充提交证据也不失为一种常态。特别是对于案情复杂的案件而言,当事人逾期申请调查取证,证据频繁的提交、质证意见的不断交换意味着频繁的向双方当事人送达,不知不觉中加剧了法院的送达任务和成本,这也是有的案件邮寄送达高达19次的原因。

   (二)送达责任风险分配失当

送达是以法定形式对受送达人的诉讼告知,主要体现为一种诉讼负担及风险。[17]法院是我国唯一的法定送达主体,承担了所有的送达责任与成本。我国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法院管辖权的取得不以传唤状送达被告为前提,只要原告在起诉时提供了被告的送达地址与联系方式,送达的责任完全转移给法院。即便原告与法院在诉讼程序的推进上具有目的上的一致性,由于不需要承担任何送达风险,又基于诉讼成本的考量,在实践中滋养了不积极配合法院送达,寄望于邮寄送达等惰性,也间接加重了法院的送达负担。

    对被告来说,躲避法院送达的风险莫过于承担缺席判决的不利,但对于不是真正的“权利人”,无论是应诉还是缺席都将承担违反法定或约定的责任,缺席审理不仅可以节约诉讼成本,而且有可能躲避法院的强制执行。因此,在实践中被告拒收、电话不接、直接上门送达无人,即便找到了被告也在送达人的眼皮底下“蒙混过关”,一次邮寄送达退件,再查找其他的送达地址进行二次投递,在耗尽所有送达方式后,一旦进入强制执行阶段,在原审中消失的被告又以送达程序违法为由启动再审,可以说缺席判决的诉讼风险,对于恶意躲避送达的被告无关痛痒。

对于协助送达的垄断主体邮政机构,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赋予了邮政机构送达与法院送达同等的法律效力,但该规定只预设了邮政机构在送达过程中的义务,并未明确投递人员未在规定的日期内将回执退回法院、未遵守“五日三投”而退件、未审查代收人的身份等所产生的法律风险。忽略对协助送达主体的法律规制,基于利益的驱使又无需承担任何送达风险,邮寄送而不达、人为操控送达日期这类现象就不难解释。

    (三)内部分流乏力与外部支撑缺失

    基于司法资源的供给与送达需求的失衡,以增加司法资源投入的“增量”改革与合理配置内部资源的“存量”改革,是法院自身解决送达难在尝试的两种路径。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院无疑是权能、地位以及资源、正当性等静悄悄的再分配中主要的受益者之一。[18]在实施未与地方财政真正脱钩的省级人、财、物统筹制度下,一味加大司法资源的投入也并不现实,转向“存量”改革上的探索,法院自身也进行了一些尝试,比如实施集中统一送达、提高立案门槛以及复合式审前模式。[19]但这些改革,只是一种内部的微弱调整,并没有触动基本的权责结构,仅仅是减轻了法院审判人员的工作量,却没有从整体上减轻法院的工作量。[20]可见,在“存量”改革上法院的探索也显得较为疲软。

高效、快捷的送达体系还需要以外部资源为制度支撑。与国外法院相比,我国法院在实施送达时遭遇的最大障碍,是缺乏覆盖全、电子化并可供查询的信息管理系统。[21]户籍管理机关、工商管理机构未及时更新住所地信息,街道、门牌的错乱导致送达过程苦不堪言。此外,居民社区、物业小区“门难进、人难找、字难签”,为送达工作设置多个软障碍,不仅未能协助法院消解送达负担,而且间接加剧了送达成本。

自上而下,诉讼模式的偏向决定了民事送达在程序主体之间权利义务的分配格局,而诉讼理念的偏执加剧了这种失序,进而影响了具体规则设置;由内而外,未触动权责结构的调整与多方主体联动的制度缺失,未能消解法院送达功能的过载。在难以对顶层设计进行彻底变革的前提下,为破解“送达难”是否还可另辟蹊径?

四、可能的尝试:费用与风险在送达程序主体之间的再分配

不计代价地利用公共资源实现个体权益,或者说由全体纳税人为个案当事人无限 “买单”,在崇尚风险自负的市场经济环境里也并非没有正当性的疑问。[22]对于不断加重的送达负担而言,法院所拥有的资源、权能及制度手段已经疲于应付因送达功能过载导致的困境,在送达程序主体之间形成正式的送达费用与风险调配机制,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必要的。

(一)送达费用的双向分流:利益牵引规范送达行为

为减轻送达负担,对送达方式进行“人为”的选择,是法院在与受送达主体之间进行博弈的无奈之举。选择性送达实质是在利益牵引下的一种惯性博弈,要消除这种博弈,必须以成本和利益为基点对其进行制度性改造。[23]以送达费用为节点,为均衡送达主体与受送达人之间的成本负担,可以尝试如下两种送达费用分配的原则:

1、当事人各自负担原则。送达费用虽然属于诉讼成本,基于其产生于诉讼过程中的不可预见性与不确定性,不同于案件受理费、申请费等可以在起诉时确定,因此实施送达费用由原告预交的原则不具有可操作性,加之实践中法院退费的手续繁杂、流程长,一旦进入财政专库再返还给当事人反而消耗了审判资源。此外,与案件受理费本质的区别在于,案件受理费是当事人基于私人利益而进行诉讼解决纠纷,为消耗了由全体纳税人承担的审判成本进行的一种补偿,它的正当性是基于受益者负担的原理。而送达费用产生于诉讼过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事人双方的诉讼行为是否合理必要,与案件的实体审理结果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因此,实施送达费用由原告预交,败诉方负担的原则与送达费用的特殊性不符。为了调节当事人的诉讼行为,减轻法院的审判消耗,可采取当事人各自负担送达费用的原则。当事人各自负担送达费用,能减少当事人因没有成本压力而增加机会主义的行为博弈。该原则的适用将削平法院所承担的邮寄成本,满足了原告不便来法院领取文书要求邮寄到付的需求,但对于送而不达的被告来说,邮寄成本的承担可以由法院垫付,像公告费由原告预交,在诉讼费用的裁判中再分担。由于需要受送达人各自负担送达费用,还可以规范物业小区、居民社区、村委会等代收邮件而不转交的行为。

2、法院合理分担原则。当事人各自负担送达费用,并不意味着送达成本全部转嫁给了当事人承担。以下几种情形可由法院适当分担送达成本:(1)针对电话无法联系的本地被告,直接上门送达是后续送达的前提,这部分送达费用既无法估算在判决中转嫁给被告负担,由原告提供经费交通工具等也有损法院的中立性。对此,由法院负担一部分送达成本,也符合权责对应的原理。(2)邮寄送达给第三方机构的费用由法院承担。实践中基于鉴定评估、调查取证等事由,法院与第三方机构存在诉讼文书的传递往来,基于查明案件事实的需要,这部分送达费用属于法院必要的审理成本,因此不宜转嫁给当事人负担。(3)委托送达、转交送达所产生的送达费用。委托送达与转交送达主要发生在法院之间以及法院与其他机关团体之间,并且实践中委托送达与转交送达的情形比较少,因此这部分送达费用由法院自身消化是可以承受的。

(二)送达主体多元化:消解法院送达功能过载

将送达事务视为当事人的责任或者有限的允许在律师之间传递文书,推进送达事务社会化,是各国送达程序的一种普遍趋势。仅仅依靠法院内部职能部门之间资源整合与分配的“存量”式改革并不能彻底解决法院送达负荷过重,而需要以外部主体的参与对法院在送达功能上进行“放血”。

一方面,应当限制性的允许诉讼文书在律师之间进行送达。当前我国的法治环境以及当事人的法律素养,还不足以支撑诉讼文书在当事人之间直接传送。为保障送达过程的顺利进行,在双方有律师代理的情况下,可以事先在地址确认书中对律师送达文书进行合意确认;另一方面引入市场竞争,破除协助送达主体的垄断。实践中,邮政机构独享法院特快专递,邮寄成本不仅高出市场价格一倍,而且送达的效果也不佳,因此有必要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以市场竞争筛选送达主体,以服务质量作为保障减少送达瑕疵。

(三)送达风险与责任的厘定:瓦解送达过程博弈惯性

法院“送达难”归根结底在于法院承受的送达负担过重难以通过正式制度分解,因而不得不诉诸非规范、随机的变通并最终陷入个案的博弈角力。[24]送达负担过重一方面由于当事人几乎无需承担送达成本,另一方面则基于送达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风险责任分配失衡。因此,对送达风险与责任进行厘清与界定,形成可预期稳定的制度规范,有利于分解法院的送达压力。

具体而言:对原告来说,如果将初次有效送达作为起诉条件之一,显然与立案登记制度下保障诉权的司法政策相背离。但也并不意味着原告就此无需承担任何送达不能的风险,对于小额诉讼程序而言,根据原告提供的地址与联系方式初次不能送达的应当裁定不予受理或裁定驳回起诉:程序上,小额诉讼案件初次送达不到,很可能因被告下落不明而公告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实体上,小额诉讼案件案情简单、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因初次送达不到而驳回起诉,有利于当事人对讼争的法律关系以非诉解决方式内化,减少法院的诉讼压力。

对被告来说,根据原告提供的联系方式无法进行直接送达的,以原告提供的联系地址以及法院查找的户籍地址或者工商登记地址分别进行邮寄送达而退件的,可作为公告送达下落不明的法定依据,以破除实践中公告送达下落不明难以证实的尴尬,法律不会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但这得以规范的邮寄送达为保障。原告的起诉基于与对方在实体法律义务关系上发生争议,除非属于“专业打假”(比如网络购物合同纠纷)这类案件,很难解释对原告的诉请毫无知情。作为权利义务主体一方,拖延、躲避诉讼的行为自然无需受到程序利益的保障。就如一再审裁定所言“申请人在诉讼发生时不积极应诉,现在又以代收人与其没有任何关系为由,主张原审法院送达程序违法,伪造证据作出裁判,申请人该主张没有事实依据,本院不予采信。”[25]

对于法院来说邮寄送达的瑕疵往往是引致再审监督的导火索。因此,以法定或约定的方式对协助送达主体的权利义务进行权责量化实属必要。尝试以法院交付邮件为责任节点,将送达不能的风险转移给承受法定或合同约定义务的邮寄送达机构,迫使协助送达的主体基于承担法律责任的风险,规范送达行为、履行送达义务。

结  语

民事审判程序的高效推进与当事人程序利益的保障需要一个良性互动的送达体系,一方主体包揽所有的送达成本、风险与责任的分配失衡,不仅会带来审判资源供给与送达需求的冲突,也会引发当事人

以及第三方主体在送达过程中的利益角逐。因此,以送达成本的再分配”为杠杆,可为缓解法院在民事送达中功能过载、负担过重另辟蹊径。但这种改革,同时也需要更加具体的可操作规则作为制度支撑。



[1] 廖永安:《诉讼费用研究——以当事人的诉权保护为分析视角》,中国政法大学出本社2006年版,第7页。

[2] 101个案件分别从2015年、2016年已归档的民事案件中随机抽取,由于原告的首次送达基本上在立案时签收,因此没有计入直接送达的次数中。

([3]) 参见廖永安:《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对我国民事送达制度的再思考》,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4期,第176页。该文对曾对某中级人民法院103个案件送达方式进行统计,其中直接送达1496次,占送达总次数的88.8%

[4] 任雪峰:《<关于涉港澳民商事案件司法文书送达问题若干规定>的理解与适用》,,载《人民司法》2009年第7期,第21-22页。

[5] 范贞:《广东推行诉讼文书电子送达》,载《人民法院报》201515日,第1版。

[6] 同上。

[7] 其中有1个案件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事由中只写明了送达程序违法,再审裁定书中也未作出回应;另外1个案件因判决书送达程序违法,由检察院启动再审。以上两个案例虽计算在统计结果中,未列入表格。

[8] 参见(2016)粤01民申258号、(2016)粤06民申62号、(2014)穗中法民申字第346号再审裁定书。

[9] []萨利·安格尔·梅丽:《诉讼的话语——生活在美国社会底层人的法律意识》,郭星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半,第147页。

[10]廖永安:《民事诉讼费用的构成与影响因素》,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2年秋季卷,第138页。

[11] 陈杭平:《“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再考察:以“送达难”为中心》,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4期,第201页。

[12] 1999年《<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补充规定>》将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由当事人负担的其他诉讼费用,具体明确为:人民法院异地调查、取证时所支出的差旅费用,由人民法院决定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负担;人民法院异地调解时所支出的差旅费用的负担由人民法院决定。

18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八条以及《关于依据原告起诉时提供的被告住址无法送达应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的规定。

[14] 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六条、第八条的规定。

[15] 《邮政原快递员揭秘:邮政违法操控法院专递置对方当事人于被动地位》,载http://www.sohu.com/a/144537321_740296,于2017530日访问。

[16] 参见谭秋桂:《德、日、法、美四国民事诉讼送达制度的比较分析》,载《比较法研究》2011年第4期,第97页码。

[17] 陈杭平:《“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再考察:以“送达难”为中心》,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4期,第208页。

[18] 参见王亚新:《社会变革中的民事诉讼》(增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页。

[19] 鲍雷、刘玉民:《北京复合式审前模式化解纠纷效果好》,载《人民法院报》20111120日,第1版。

[20] 邓志伟、陈盎然、吴亦武:《送达的选择与选择的送达——基于五件民事案件送达的法社会学思考》,载《全国法院第二十三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11年,第474页。

[21] 陈杭平:《“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再考察:以“送达难”为中心》,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4期,第212页。

[22] 陈杭平:《“粗疏送达”:透视中国民事司法缺陷的一个样本》,载《法制与社会发展》(双月刊)2016年第6期,第45页。

[23] 邓志伟、陈盎然、吴亦武:《送达的选择与选择的送达——基于五件民事案件送达的法社会学思考》,载《全国法院第二十三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11年,第475页。

[24] 陈杭平:《“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再考察以送达难为中心》,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4期,第214页码。

[25] 见梁炳超、星宝电池厂等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新会支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再审复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2016)粤07民申52号。


 

 

 
责任编辑:李凌岩